二十八年往昔情
郑叔良
1963年秋，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即有幸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汪应洛老师(現工程院院士)所领导的“自动化经济效果研究组”工作。在汪老师的悉心指导、鼓励下共事工作了二十八个春秋！往事历历在目……
放手使用 在实战中培养新人
1958年“大跃进”时期，全国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群众运动，机械工业部的许多企业建起了生产流水线、自动化生产线。1962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恢复政策，机械工业部按照提高经济效益的观点来整顿各种生产自动化项目。西安交通大学成立研究组，汪应洛老师安排组织李怀祖等人先后到大连电机厂、组合机床厂和西安电机厂调研，写出了技术经济分析报告并拟订了“自动化生产经济效果衡量标准”建议稿，提交机械工业部。在此基础上由李怀祖作为主要执笔人，发表论文《新技术经济效果及其衡量指标》，提出按“资本回收期”、“成本”等经济指标来评价新技术。
1964年春，汪老师派我到上海参加《机械工业技术经济分析标准条例》的编写工作。我刚参加工作，就接此重任，颇感不安。汪老师就鼓励我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完成这个任务，虽然你刚参加工作，但有很多有利条件，你要有充分的自信去迎接这个挑战。”我在汪老师的热情鼓励下，冷静思考后，感到确实我虽刚工作，但完成这个任务应该说还是有不少有利条件：大学本科学的是机械工业经济；研究生毕业论文是《铸造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经济效果》，撰写论文期间，曾到机械工业部、天津市经委和天津市机械工业局，进行过深入的调研，对机械工业的现状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毕业论文中关于经济效果衡量标准采用的也是“资本回收期”、“成本”等经济指标，应能胜任编写《机械工业技术经济分析标准条例》工作。于是就满怀信心来到了上海黄浦江畔。
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院，座落在延安东路外滩。参加标准条例编写组的人员，由上海第二设计院总工程师室牵头、北京第一设计院张工、上海第二设计院程工、西安第八设计院葛工、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金行仁、宫氷和许老师、以及我等人组成。标准条例编写期间，我们定期参加二院总工程师室的例会，聆听总师们对工程项目评价意见，同时深入到上海电机厂、上海机床厂进行调研，系统分析了以往机械工业部所做的重大工程项目技术经济分析标准案例，在认真总结案例的基础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了标准条例的初稿。1964年国庆后，上海经济研究所的三位老师和我到北京机械工业部向有关领导详细汇报，听取意见，並作了认真修改。我因要立即回校参加陕西洛川的社教运动，所以修改稿就由上海经济研究所的三位老师带回上海，由他们将《机械工业技术经济分析标准条例》最后完成、定稿。
组织多科性的科研团队 结合生产实践
探索寻求经济效益最优化的途径和方法
我国化工、石油炼制、冶金等生产部门中，自动化技术日益广泛采用，寻求静态最优的途径和方法是一项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课题。汪应洛老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组织多科性的科研团队，使用电子计算机求解和控制，为寻求最优经济效益作了有开创意义的努力和探索。
从1964年开始，汪老师主持在兰州化肥厂和兰州炼油厂（兰化和兰炼，均是我国一五期间的156項重奌工程）实施两项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实现经济效益最优化的途径和方法：
一是“兰州化肥厂自动化试奌項目”，由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化工部化工研究院和西安交大组成研究队伍实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65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有关兰化五号变换炉生产优化的《用“多组合试验”寻求连续生产过程静态最优问题》论文，是汪应洛领衔，西安交大李怀祖、郑叔良等有关人员参与现场实验结果写成的。论文讨论了静态最优问题对自动化技术经济效果的影响，概述了寻求静态最优的方法，并着重介绍了用“多参数组合试验”搜索最优的方法。
二是“兰州炼油厂常减压装置计算机优化控制”，由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北京石油学院、浙江大学和西安交大等单位组成科研队伍，我从1965年春天开始，就参与此项工作。常减压装置是对原油进行分馏，在不同分馏温度下生产出汽油、航空煤油、柴油、渣油等不同产品。该科研课题主要是利用数理统计、线性规划等数学工具，对大量的生产实踐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建立数学模型，使用电子计算机求解，对常减压装置的生产进行优化控制，实現某一个产品（如航空煤油）产量最大或总产值最高等目标，以取得最优的经济效益!
为精确掌握生产数据，汪老师常和我们一起登上几十米高的常减压塔采集数据，通宵达旦地用手动计算器、电动计算器处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为提高数学模型建模和求解速度，汪老师还联系使用中科院兰州分院的104型电子管电子计算机，当时使用的是汇编语言和穿孔纸带。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这两项课题在生产实践中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兰州科研期间，多学科人才汇聚一起 ，工作虽紧张，但心情却十分愉快！我们中有两位幽默高手： 西安交大万百五老师（中国动画片创始人万氏三兄弟老二万古蟾之子）；和北京石油学院胡上序老师（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之孙），他们常会讲一些小笑话，引起大家开怀大笑：如万百五老师就讲过他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学习时，班上有位同学名叫“包一”，有次班上在黑板上写通知，湊巧把他俩名字写在了一起：万百五包一，同学们看到后哄堂大笑，从此他就有了个新绰号“一包五百万”！
汪老师主持的这两项科研项目，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好进展，主要是充分贯彻了汪老师“学科交叉，知识融合，人员交流”的新思路。兰州项目的科研团队由多学科的人员组成，既有化工、石油炼制方面的专家，又有数学、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管理科学专业人才，大家通力合作攻关，有利于出成果。汪老师要求管理研究人员既要精通管理专业，又要懂计算机技术，熟悉数学、运筹学等学科，要融合多种知识，成为复合型人才。正是兰州一年多的科研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电子计算机在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的巨大潜力！于是我就充分利用西安交大的有利条件，自学和旁听了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的有关课程，学会COBOL语言和FORTRAN语言编程。顺利完成从文科型管理人才到理工科复合型管理人才的成功转型。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历程，致力于从事计算中心管理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研究工作……
唯贤是举，大胆重用李怀祖
为管理科学培养了一个难得的人才
文化大革命中，汪老师作为机械系副系主任，因所谓的重用坏人和家庭出身问题而被关进了牛棚。大字报中揭发的所谓“罪行”，主要的一条就是他包庇重用“坏人”李怀祖。
李怀祖，1955年毕业留校在机械系生产组织教研室任教。1957年在清华举办的全国大学教师自动化进修班学习时，因发表有关交大西迁的言论被错划成右派。文革前，组织上摘掉了李的“右派”帽子。一贯同情和重用李怀祖的汪老师非常高兴，握着李怀祖的手说：“恭喜你摘了帽子！”成为汪老师一条新的罪行。
在兰州我与李怀祖共事科研一年多，深感他工作认真，才思敏捷，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完全是一位勤奋努力的好同志。至于他曾是右派，現为脱帽右派，我认为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我在人民大学工经系学习时，亲身经历过反右斗争。见过全国著名的学生极右分子林希翎(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和全国著名的大右派葛佩琦(人大工经系技术学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少将)。也知道因为有5%的划右派指标，不少青年学生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在我班上就有一位东北来的同学，就因为说了几句人尽皆知的苏军进军东北时的一些事实，而硬被划成右派！李怀祖无非也只是因为说了几句有关交大西迁的话而被打成了右派。文革前组织上已经为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因此，我认为李怀祖同志沒什么问题！汪老师重用他是对的，更谈不上是什么“罪行”。所以，即使是在阶级斗争严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对右派分子避而远之的年代，我对李怀祖同志始终以诚相待，以友相处。
文革后，李怀祖同志为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贡献：
1986年评为教授，1984—1993年担任西安交大米兰网页版,米兰(中国),米兰(中国)副院长，1991年任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西安交大学位委员会委员、系统工程学会理事、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理事、西安交大现代管理研究所所长。主编《决策理论导引》《管理研究方法论》。在1983年教育部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大规模管理教育合作项目中，负责西安交大与阿尔贝塔大学合作，积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进而推动了MBA与EMBA专业学位教育在中国的实施。他负责多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分析课题，其科研和教学成果获得国家教委多项奖励。他共指导60余名博士生和30多位硕士生，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
汪应洛老师慧眼识珠，大胆重用李怀祖，为管理科学的发展培养了一个难得的人才。
高瞻远瞩 全心全意
致力于我国系统工程的发展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研的春天来到。
文革期间，国外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飞速发展。文革结束后，企业逐步恢复生产，急需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汪应洛老师急起直追，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毕生热情和智慧完全地倾注于把国外先进的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引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的思维，不断开拓的精神和勇气，率先将系统工程和管理工程的理论与方法综合应用于解决管理与工程实践和社会经济问题，完成了多项国家科研项目，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9年，当时我正借调在北京高教部设备局工作。亲身目睹了当年汪应洛老师，为推动我国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发展所做的辛勤努力：
汪老师在全国机械工程学会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会员大会上做了一个题为“系统工程在机械工业中的应用”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欢迎和重视，系统工程在机械工业部系统很快得到普及；
汪老师接着又不辞辛苦的给机械工业部司局级领导作系统工程讲座，有时为了赶时间，顾不上吃饭就忙着去作讲座，我在一旁默默做着记录，一旁望着汪老师全神贯注的讲课身影而深受感动。汪老师的系统工程讲座受到机械工业部领导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系统工程在机械工业部系统得到迅速的推广；
为使系统工程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汪老师在北京举办了全国首届系统工程研讨会，吸引了全国不少人士积极参加。当时我正在北京协助做会务工作，我在人民大学工经系学习时认识的许庆瑞老师(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硏究生毕业，后在浙江大学任教)，专程从杭州到北京找到我表示想参加研讨会。我向汪老师做了汇报，热烈欢迎他参会。许庆瑞老师曽先后提出了“二次创新”、“组合创新”、“全面创新”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管理理论体系。经汪老师等院士推荐，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汪老师接着在广州华南工学院举办了全国首届系统工程研讨班，参加学员50多人，我协助做班务工作。研讨班特邀美国的系统工程专家来华授课，为系统工程在全国的推广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1982年，汪老师主编出版《系统工程》专著，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系统工程；
汪应洛老师作为我国管理学科第一位研究生和领军人物，牵头联合当时在全国率先搞系统工程研究的五所大学(清华、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华中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从自动化学科组中分出一个系统工程学科组。汪老师论证缜密，论据充分，富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认可，在学位委员会中单独设立了系统工程学科组，从组织领导的体制上有力地保证了系统工程学科的推广和应用；
八十年代初期，汪老师受国家教委委托，在国内倡导应用系统工程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并建立了教育规划模型，编制了全国和省（区）级教育规划模型的软件，并协助国家教委制定了全国教育规划，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2000的中国”中的“2000年的教育”提供了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为此，汪老师研究并提出了人才规划的系统分析方法，被受命协助国家教委组织全国八十几个部委研究制订了全国人才规划，成立了以汪老师为主任委员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教育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相继发表了汪应洛、李怀祖、郑叔良等人的署名论文《高等院校教师队伍结构的预测与初析》、《教育规划模型及其应用》；
1984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 》上撰写了“人才拥有量分析” 、“人才需求量预测”、“人才规划”等条目，普及与推广系统工程人才规划。
紧密结合社会实践 发展管理工程学科
建立管理信息系统 提升管理效率效益
汪应洛老师致力研究的管理科学，是一门以管理创效益、为实践服务、提升实践效能的科学；是一门为国家政务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科学，科研工作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紧密结合社会实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汪应洛等一批管理专业搞系统工程专家的积极推动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面设立了管理工程学科组，把汪应洛从系统工程学科组调去筹建管理工程学科组。考虑到管理和实践的密切关系，必须取得企业的配合和支持，便请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朱镕基任管理工程学科组组长，汪应洛任副组长。
汪应洛老师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管理学的重要性和对工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巨大作用，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重视，同时努力扩大管理工程学科的科研队伍，丰富管理工程学科的研究内容，构建管理工程学科的理论体系。努力在管理领域尽快应用电子计算机，以便迅速提高管理效率、增强经济效益。
为此，汪老师于1985年西安交大米兰网页版,米兰(中国),米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管理工程系设立了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招收全国首批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并当即组织西安交大的科研力量，跨出校门，走向全国。
研制完成全国首批《政务部门管理信息系统》
1986年，汪应洛老师带领西安交大计算机专业的鲍家元、计算中心的王以和等人帮助广州市政府开发研制完成《广州市政务管理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市政府的工作效率、施政效能和管理水平，为全国政府机关现代化管理树立了样板。广州市政府对西安交大的这一科研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研制完成全国首批《旅游宾馆管理信息系统》
同年，汪老师带领西安交大计算中心副主任王以和为首的科研力量，历时一年，为广州市流花宾馆(三星级)和白天鹅宾馆(五星级)研制开发完成《旅游宾馆微机管理信息系统》。在研制系统时，汪老师和我们一起调研，设计方案，指导部署，工程顺利按时完成。在此期间。我还具体负责开发了《旅游宾馆经济分析与预测系统》，并协助汪老师指导研究生完成毕业论文撰写工作。《旅游宾馆微机管理信息系统》极大的提高了宾馆的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和服务质量。此后，我还组织了《旅游宾馆微机管理信息系统》在全国的推广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研制完成全国首批《高校管理信息系统》
1979年秋，我被借调到高教部设备局工作，在朱国璋局长领导下到全国高教部直属高校进行了考察和深入调研，应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制定了《全国高校重点实验室发展规划》，明确各高校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急需配备的仪器设备和经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制定的发展规划论证清晰、说服力强，1981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2亿5千万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用于加强26所重点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科院校及农、医、师范院校的教学实验室，建立44个中心实验室和计算中心。
当时清华、北大、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复旦五所高校均获得贷款逾一千万美元。这五所高校引进了300万美元的DPS8和DPS6计算机系统；700多万美元先进的理化分析、测试设备。从1981年起，我负责筹建西安交大计算中心，先后任计算中心副主任、主任。建设了14米×18米大跨度机房。1984年4月，西安交大负责当时引进的全国第一套DPS系列计算机系统的安装和验收，从上海包了7架飞机，安全运回总重18吨货物到西安机场，胜利完成了DPS系列计算机系统安装、调试和验收任务，并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建立了程控电话分局，在全校普及了程控电话网。这批计算机系统的引进，为我国高校计算中心、计算机教育和管理信息系统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时任西安交大副校长的汪应洛老师，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签署了中加联合培养人才协定。1984年8月，汪应洛老师就委派我作为访问学者，到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计算中心进修计算中心管理和管理信息系统。1984年10月赴美国波士顿，参加《美加高校计算中心主任联席会年会》。在加进修期间，使我有机会访问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和卡尔加里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较深入的考察和学习了美加高校计算中心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与管理经验。1985年5月，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并邀潘其浩先生回访西安交大，指导计算中心管理、和管理信息系统研发工作。
郑叔良1984年10月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留影
1986年夏，国家教委部分直属重点高校利用引进的DPS系列计算机系统，着手建立本校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和校园网。在汪应洛副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主持组织计算中心有关技术人员，利用DPS系列的DM--IV综合数据库系统和网络通信等软件，开发西安交大管理信息系统。
当时，建立管理信息系统首先遇到的就是中文显示和打印问题。汪应洛老师在科研经费给予支持。我联系有关的显示器生产厂商给予研发经费补助（每台中文显示器多付7000元人民币），解决了中文显示问题。同时改造九针打印机，两次打印上下两行成功打印出一个汉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87年秋研发完成全国首批高校管理信息系统《西安交大行政管理信息系统--XJMIS》，并通过由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张兴华教授主持的鉴定会审定，顺利投入运行。我还负责开发完成了其中一个重要子系统《高校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同年，发表论文《关于建立我国高校管理信息系统的探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校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发展。
管理信息系统（MIS）的进一步发展是决策支持系统（DSS），为此，我于1991年曾发表论文《生产计划管理专家系统--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管理中的应用》，可惜后因母病调回杭州，而未能继续探索。
1992年后，我任杭州大学计算中心和中心实验室主任，通过中科院计算所与德国、美国联网，成为全国首批连入互联网的高校之一，并负责开发完成了基于互联网的《杭州大学管理信息系统》。1993年后，相继研发完成《杭州市消防管理信息系统》、《浙江省消防管理信息系统》，并顺利投入运行。
1987年后，我历任全国高校计算中心主任联席会、研究会副理事长；1994年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为我国高校计算中心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发展作岀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1991年年末，我离开西安交大到杭大、浙大工作后，汪老师对我仍是关怀备至！1996年，他应我之邀，不顾1994年病后行动不便，仍专程到杭州来作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的专题报告，令我深为感动。
我在西安交大度过的二十八个春秋，良师益友汪老师的教诲和关怀，终生难忘。往事似烟，《中国大百科全书》上署名郑叔良、汪应洛发表的“人才拥有量分析”， 已成小小的一个永久留念……
值此汪应洛老师九十华诞，谨以此文，以资祝贺！
杭州西溪河下
浙大启真名苑
2020年5月21日
